女導演“橫掃”三大電影節,是好事嗎?

女導演“橫掃”三大電影節,是好事嗎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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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到“更大的世界”前,先看到“少數”

在剛剛結束的第79屆威尼斯電影節上,女導演勞拉·珀特拉斯的紀錄片《美人與流血事件》斬獲金獅,拿下評審團大獎的同樣也是女導演愛麗絲·迪歐普的作品《聖奧梅爾》,本片講述瞭一個殺死自己孩子的黑人母親的故事。至此,威尼斯電影節已經連續三年將主競賽最高獎頒給女性導演的作品。這股“女性之風”同樣也刮在柏林與戛納的上空,但它一定是件好事嗎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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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:2022年第79屆威尼斯電影節,勞拉·珀特拉斯憑借紀錄片《美人與流血事件》獲得金獅獎

中:2022年第72屆柏林電影節,卡拉·西蒙憑借《阿爾卡拉斯》獲得金熊獎

下:2021年第74屆戛納電影節,朱利亞·迪庫諾憑借《鈦》獲得金棕櫚獎

當頂級電影節在肯定著女性電影人,媒體在欣喜著變革,迷影者在追逐著影像新秀時,我們或許也應當警惕“橫掃”這個詞背後的語境。這歡欣背後的現實,可能恰恰是肯定的反面?她們和她們的作品,正長久以來被忽視、被低估著。一個簡單的數據即可證明,在歷史上,於柏林、戛納和威尼斯上拿過最高獎的女性導演,分別隻有7位、2位和7位(但三大電影節舉辦次數都超過瞭70屆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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瑪塔·梅薩羅什執導的《領養》榮獲1975年第25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,她是第一個獲得歐洲三大電影節最高獎的女導演

如今,三大電影節青睞女性導演作品,這顯然是一陣風向,又似乎是一種變革,但藏在它背後的系統,是不該被默許的規則。但很不幸的是,這規則已“正常運轉”瞭很多年。“女性導演”成為特殊的限定詞,藝術創作力是前提,而前提的前提,是男性一直在主導著電影世界。

直視女性身體的故事

從2018年,《不要碰我》在柏林拿下金熊獎開始,我們每年都能在三大電影節上見證女性創作者的更多可能性:《燃燒女子的肖像》用繪畫主義表達1760年代的同性之愛,《從不,很少,有時,總是》中少女跨州墮胎的城市景觀,《暗處的女兒》和《晨曦將至》中的母職困惑。景深處,她們是母親,是戀人,是女兒,是妻子;景深外,她們是導演,是電影作者;在更廣泛的散焦處,她們是美學創造者,也是系統破壞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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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:《不要碰我》 (2018),阿迪娜·平蒂列憑借此片獲得第68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

下:《正發生》 (2021),奧黛麗·迪萬憑借此片獲得第78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

我們不難在三大電影青睞的女性導演作品中發現一種傾向,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“生殖主義”,這也是我們論及女性時,會最直接想到的議題。用長鏡頭直視新浪潮年代法國女性非法墮胎經歷的《正發生》,是當今女性面臨生育問題的進行時,也是為“羅訴韋德案”被推翻所寫的安魂曲。

《燃燒女子的肖像》在它同性戀情的主線裡,展示瞭舊時的女性們是以何其殘忍的方式阻斷妊娠進程的,不過相對於悲劇和痛苦,這樣的場景更多被描繪為一種自由的代價。反過來看,這可能是女性創作者無需博取主流敘事歡心的創作潛意識。

在憑借《鈦》拿下金棕櫚的朱利亞·迪庫諾那裡,生育既是一種恐怖主義的表現,也是女主角解構性別二元論的高潮,當我們看到機油態的羊水血液,人車媾和誕生的金屬嬰兒時,那些所謂女性、母性、生育的議題,都坍縮為無意義的理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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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:《燃燒女子的肖像》(2019),瑟琳·席安瑪憑借此片獲得第72屆戛納電影節最佳編劇獎

下:《鈦》(2021),朱利亞·迪庫諾憑借此片獲得第74屆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

在更往前走一步的女性導演眼中,母性的偉岸可能是最不值得一提的道德騙局。比起母親的身份戛納電影節獲獎影片,入圍戛納主競賽並拿下最佳女演員獎的《小小喬》更在意的是自己培育的植物的生存問題。《暗處的女兒》同樣也探討瞭當一位母親並不想成為母親時,所面臨的自我困境。

今年來自愛麗絲·迪歐普的《聖奧梅爾》也是挑戰母性的真實故事。影片故事原型是曾在2016年引發法國社會廣泛關註的案件,在法國求學的年輕媽媽殺死瞭自己15個月大的女兒,她的黑人種族、博士高知身份、新一代移民群體背景被大肆渲染,仿佛這一些系列的形容都隻是這位女性的標簽,隻有“母親”才該是她與生俱來的本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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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:《暗處的女兒》(2021),瑪吉·吉倫哈爾憑借此片獲得第78屆威尼斯電影節最佳劇本獎

下:《從不,很少,有時,總是》(2020),伊麗莎·希特曼憑借此片獲得第70屆柏林電影節評審團大獎

這或許是女性導演才會切身為女性思考的問題——女性可能在某個階段不想迎接孩子,甚至也可以完全不想成為母親。她們借由這些故事,並不是在抵抗著什麼,而是在告訴女性,警惕那些被賦予到她們身上的本能與天性、特殊看待與特別對待,比如女導演,比如“第二性”。

通往日常的窄窗

女性導演帶給我們的,除瞭上面那些直視女性身體的故事,還有一些與尋常不同,但又似乎是如此尋常的故事。或者說,她們帶來的是一種新視角,一種對於日常與戲劇性,愛與失敗的不同視角。

在這些並非什麼傳奇,甚至也說不上戲劇化的故事裡,我們看到的是女性群體作為廣義上的“個體”的真實生命經驗。她們無需什麼理論作為指導,也並無一些主義要去征服,但她們自己的人生本身,就足以成為一場革命。比如拿下2019年戛納一種關註大獎的《看不見的女人》中,那對巴西姐妹試圖擺脫生活泥沼,在尋找彼此的同時也在尋找自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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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:《看不見的女人》(2019)

下:《無依之地》(2020),趙婷憑借此片獲得第77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

在獲得金獅的《無依之地》裡,鏡頭在自由的全景和逼仄的中景來回切換,那就是現代遊牧一族的世界與傢,而主角弗恩,隻是剛好是其中的女性一員而已。比起性別話題,這些選擇在房車上生活,不願也不能擁有固定住所的 社群,才是導演趙婷更關註的。影片的最後,弗恩離開瞭那個她原本可以留下的傢庭,在以核心傢庭為主流敘述的美國語境裡,這個舉動從傢庭政治的角度上來說是足夠反主流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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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離傢瞭,但……》(2019),安格拉·夏娜萊克憑借此片獲得第79屆柏林電影節最佳導演獎

仿佛是種呼應,身為柏林學派代表人物的安格拉·夏娜萊克也在自己的《我離傢瞭,但……》中解構著傢庭,同樣是丈夫離世後的女性故事,夏娜萊克旨在用聲音構建敘事,而非重述女性悲劇。當這一傢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失去與外界溝通的渠道,唯有在進入自然之時才能感知到交流的存在時,本片也就展露出瞭其獨特的視角突破之處。

拿下戛納評審團大獎的《大西洋》則是通過超現實來確認現實的故事。主角艾達和她死去的愛人在懸案、生計、病痛和討薪之難中掙紮,可能也隻有女性創作者,才能在這樣現實和殘酷的難民議題裡植入“歸來的鬼魂隻是為瞭再見愛人一面”的超現實愛情幻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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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西洋》(2019),瑪緹·迪歐普憑借此片獲得第72屆戛納電影節評審團大獎

當我們習慣於痛苦和宏大的故事帶來的沖擊,看瞭太多強烈和離經叛道的情感,也就很容易對這些日常細節失去敏銳度。這些被電影節肯定的女性導演的作品,提供的是女性故事的另一種功能,讓我們被那些流產故事刺激到有些疲倦的神經重新恢復活力。從這個角度上來說,作為盛典的電影節,反而是一種通往日常的窗口。

抵達更多的“少數故事”

有一些觀念很愚蠢,但你會發現它們幾乎已經成為通識,比如 LGBTQ 導演拍性別議題,女性導演拍女性故事。擅長拍什麼,和選擇拍什麼、想要拍什麼,是完全不同的概念。好在,越來越多的女性創作者正在回應這樣的條件反射,用自己鏡頭下基本看不出性別分野的故事,切斷我們長久以來被馴化的認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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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美人與流血事件》(2022),勞拉·珀特拉斯憑借此片獲得第79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

剛好,今年的威尼斯和柏林都把最高獎頒給瞭這樣的作品。作為歷史上第二部拿下金獅的紀錄片,《美人與流血事件》聚焦瞭南·戈爾丁的生平。她的身上有太多標簽,女性、攝影師、藝術傢、社會活動者都不足以概括她,因而用女性故事來總結這部影片也就顯得很是狹隘瞭。在奧施康定臭名昭著的藥物成癮和藥物濫用事件上,南·戈爾丁就是那個你無法移開目光的抗爭者,她甚至直接涉入盧浮宮金字塔下的噴泉,手拉橫幅向背後的薩克勒傢族開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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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戛納電影節紅毯上法國女權運動團體 Les

有時候戰鬥隻是一種手段。今年戛納紅毯上,數名來自法國女權運動團體的女性身著黑衣走上紅毯,手持煙霧彈,向空中噴出黑色濃霧,手拉大字報,上面是129位因暴力飽受摧殘的女性名字。這場遊行和她們背後的紀錄片《女權回應》一樣,本意不是戰鬥,而是讓大傢看到世界的另一個角落。

不過戛納電影節獲獎影片,女性導演完全也可以用另一種方式呈現戰鬥。在柏林獲得肯定的《阿爾卡拉斯》裡,卡拉·西蒙用鏡頭轉述瞭傳統與現代間的“戰爭”,一群保護桃樹的鄉民,為瞭守衛即將失守的傢園開啟瞭無聲的鬥爭。這是在任何一個角落都會存在的故事,比起導演是女性,它得獎可能更多源於柏林這幾年本來就很關註鄉土敘事,《隱入塵煙》《工作與時日》都是被看到的例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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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阿爾卡拉斯》(2022),卡拉·西蒙憑借此片獲得第72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

但並不是所有的戰鬥都會成為浪潮,在這個戈達爾去世,新浪潮剛剛落幕的時代,真的還有什麼風向可以成為浪潮嗎?即便這浪潮名為女性?還是說“浪潮”這個冠名法,本身就已經是上個時代的餘暉?

看看三大影展裡主競賽入圍的女性導演作品比率就足以說明問題瞭,就2021年來說,戛納入圍的女性導演作品比率查龍藥師,低到隻有可憐的17%,這還是在簽署性別平衡承諾書之後的數字。電影節依舊是個“男性俱樂部”,比起審視女性創作者的作品是不是在重復窠臼、囿於性別視角,還是電影節本身,更需要反思自己的輻射范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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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天涯淪落女》(1985),阿涅斯·瓦爾達憑借此片獲得第42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

如今的我們,距離1975年瑪塔·梅薩羅什憑借《領養》成為首位金熊女導演的年代已經相去甚遠瞭,在那之後我們也有過《天涯淪落女》和《鋼琴課》這樣的敘事。以女性身體、女性生命體驗為切口的時代已經延續瞭太久,或許是時候迎來新的時代瞭。

因為,如果“女性”一直被作為一種特別提及試圖喚起人們的關註,那其實也是女性在“消費”著自身的困境,什麼時候當她們不再成為少數,我們才能通過這種性別的平衡,抵達更多的“少數故事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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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文/閔思嘉

編輯 排版/夏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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